北宋司馬光在《資治通鑒》中論及“德”與“才”的關(guān)系。司馬光稱：“夫聰察強毅之謂才，正直中和之謂德。才者，德之資也；德者，才之帥也。”圖為《資治通鑒》清刻本。圖片來源：中華古籍智慧化服務平臺

　　何尊：首次出現(xiàn)道德之“德”字的國之重器。何尊銘文中“恭德裕天”等句，明確將“德”作為為政者應具備的道德修養(yǎng)來使用。圖片來源：寶雞青銅器博物院官網(wǎng)

　　學術(shù)主持：王學斌 中共中央黨校（國家行政學院）文史教研部教授

　　道德之于個人、之于社會，都具有基礎(chǔ)性意義，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。這就是我們的用人標準為什么是德才兼?zhèn)?、以德為先，因為德是首要、是方向，一個人只有明大德、守公德、嚴私德，其才方能用得其所。

　　北宋司馬光主持編纂“鑒于往事，有資于治道”的《資治通鑒》，第一卷開篇論及“三家分晉”舊事，提出“德”與“才”的關(guān)系。司馬光稱：“夫聰察強毅之謂才，正直中和之謂德。才者，德之資也；德者，才之帥也。”德勝其才是君子，君子有才可以為善，故而應當以德為先，德為才帥。

　　德才并重，以德為先，是中華民族優(yōu)秀的人文傳統(tǒng)，也是古代廉潔思想的重要內(nèi)容之一。堅持以德為先、德為才帥，蘊含著古人深刻而辯證的智慧，為當下干部政德建設(shè)提供了借鑒。

　　古代德才觀念的形成

　　“德”字最早可見于甲骨文和金文當中，表明中華民族很早就產(chǎn)生了德的觀念。“德”左為“彳”，表示行走、行路的意思；右為“直心”的會意，意思是本于心性的“正見”。《禮記》稱“德者，得也”，即“得到”；《說文》解釋為“升也”，表示上升或提升?？傊?，它表達的關(guān)鍵在于人們“以‘德’獲‘得’”的過程，通過道德實踐實現(xiàn)自我完善與惠澤他人。

　　“才”字本義是“草木初生、將生枝葉”，意味著枝葉將出未出的生命初始狀態(tài)，段玉裁稱“生人之初，萬善畢具，故人之能曰‘才’，言人之所蘊也”。古人認為才是一種潛能，有著壯大、改易事物的能量。因此，人有才就如同可以雕琢的良材美質(zhì)，可以有更大的施為，但需要以道德為根本的指引，否則，倘若將才能用來行不道德之事，人有才不僅不是幸事，反而會招致禍端。

　　據(jù)《尚書·堯典》記載，堯考察舜時，首先發(fā)現(xiàn)的是舜“克諧以孝，烝烝乂，不格奸”的品德，能夠在艱難的處境中恪守本心，以至孝之行感化家人，使品行惡劣的人改邪歸正。有了這種道德品格，就具備了治理天下的心性。隨后，堯把舜任命為百官之長，以各種政事長期考察他，果然發(fā)現(xiàn)他才堪大用，天下大治。

　　《尚書》記載的這個故事，經(jīng)典地體現(xiàn)了“德為才帥”的原則：一方面，為政者要有德有才，方能勝任其職位；另一方面，在次序性上，講求先德后才，只有德行彰顯，才能委以政事，不可本末倒置，稱其才而忘其德。被后世批評為暴君的桀紂等，往往不是短于才智，而是德行有失，棄德而尚力。故而，中國歷史一再強調(diào)“政者，正也”，就是將道德置于政治生活的核心統(tǒng)攝才能。

　　及至周朝，周人尊崇“以德配天”，認為只有有德者才可承受天命。出土的青銅器何尊銘文有“恭德裕天”，指為政者順應道德，敬天保民。為此，周人通過禮樂教化，合天下為一個尊卑有序的體系。在這個體系中，德是生成天下秩序的本源，也是使一切活動正當化的途徑與目的。周人的道德觀念，深刻塑造了中國人“以德致位”“德位相配”的精神源頭。

　　春秋以后，諸子對人們的德行有了更為明確的規(guī)范。以孔子為典范，他特別強調(diào)為政以德，認為大人君子應當“志于道，據(jù)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藝”。所謂“為政以德”，體現(xiàn)的是為政者應該依靠仁義道德，不應單純依靠強制性的法令或權(quán)力治理天下；“志道據(jù)德”，彰顯了道德的本源性，人要以內(nèi)在德性修養(yǎng)為指導，外化于行。

　　德才兼?zhèn)洹⒌挛幌嗯?/p>

　　秦代以后，逐漸確立“君子大居正，王者大一統(tǒng)”的制度框架，歐陽修闡發(fā)為“正天下之不正，合天下之不一”。顯然，強調(diào)“居正一統(tǒng)”的觀念，與孔子“舉直錯諸枉”的示范原則相一致，都是說為政者必須秉持仁義道德，先正其身，然后可以正天下；先修其德，然后可以行大道。因此，古代大一統(tǒng)王朝不斷從制度層面規(guī)范官員道德素養(yǎng)和廉潔操守，確保為官者德才兼?zhèn)?，以身為范?/p>

　　秦代的官制已經(jīng)十分注重官吏德行。秦人雖然以變法立國，但睡虎地秦代簡牘清晰記載了規(guī)范官吏言行的《為吏之道》，其開篇就說：“凡為吏之道，必精潔正直，慎謹堅固，審悉毋私”，將廉潔正直的德行放在了首要地位。《為吏之道》中還有倡導官吏行為的“五善”，即忠信敬上、清廉毋謗、舉事審當、喜為善行、恭敬多讓，多為德行層面的要求。

　　漢代推行“獨尊儒術(shù)”的文教政策，將以“為政以德”“志道據(jù)德”“厚德載物”為核心內(nèi)容的儒家經(jīng)典作為博士官學的內(nèi)容。與之相應，漢代舉孝廉的德政實踐，特別重視候選者的“德望”，致力于在地方上尋找孝順父母、勤勉廉潔之人并委以官職。這種以德行為先的官人法，推舉出公孫弘、江革、第五訪等以孝悌清廉聞名的治世能臣。此外，東漢末年“舉秀才，不知書，舉孝廉，父別居”的諺語，從側(cè)面反映出道德不可作偽，切莫有名無實、以次充好。

　　隋唐以后，為了防范舉薦制度的弊病，科舉考試應運而生，德行仍然是重要的考選標準。唐代吏部擇人遵循“德均以才”原則，倘若多個候選者德行相當，就比較他們的才智來定奪。唐代規(guī)定的官吏“四善”具體為“德義有聞、清慎明著、公平可稱、恪勤匪懈”，即道德高尚，聲譽良好；廉潔謹慎，杜絕貪腐；治事公正，不徇私情；勤勉自律，忠于職守。通過“考課”與“監(jiān)察”制度，每年對官員進行道德與實績評估，確保為官者“德位相配”。

　　宋代理學的興起與文化的繁榮，鞏固了“正心誠意”的習禮修德進路，社會道德有了更加具體可行的規(guī)范，特別是鄉(xiāng)賢、家禮的規(guī)范，大力推動普通百姓可及的道德建設(shè)，司馬光頗為經(jīng)典的“德為才帥”論就是這一時期提出的。在監(jiān)察體系上，宋代設(shè)有御史臺與諫院監(jiān)察懲治官員貪腐，又實行定期的“磨勘制度”和“考課法”，結(jié)合為官者的政績、口碑、清廉程度反復考察。

　　明清時期，統(tǒng)治者以史為鑒，堅持“德為才帥”的選人用人原則，選拔官員時考慮他們的德行。總體來看，德才兼?zhèn)?、以德為先的人才觀，不僅在思想層面，而且在制度實踐層面被歷朝歷代奉為圭臬，一脈相承。然而，受制于封建制度，未能解決官吏隊伍周期性的道德滑坡、腐敗滋生，是傳統(tǒng)德才觀的局限所在。

　　明大德、守公德、嚴私德

　　披覽史籍，“德為才帥”不僅體現(xiàn)德才有序的特征，更創(chuàng)制與凝聚了培育、選拔、任用、監(jiān)督官吏的制度實踐。具體而言，“德為才帥”給我們以下幾個方面的啟示。

　　一是勤儉。勤儉，代表人能節(jié)制物欲，謙遜律己；能厚生養(yǎng)民，公心體國。古語云，儉以養(yǎng)德，這是因為真道德是純粹的、發(fā)自本心的，不可作偽，只有摒棄私心雜念，剪除功利目的，才能培育與溫養(yǎng)道德。反之“奢則不孫”，人若奢侈就會驕橫無狀，喪失志向。長此以往，為了滿足個人私欲，必然會攀附鋪張，損公肥私。歷史反復證明，政簡刑清者興，奢靡無度者亡。在當代干部選拔中，必須要堅決反對享樂主義，克勤克儉，嚴守初心底線，不被物欲役使。

　　二是恤民。民心是最大的政治。孟子強調(diào)“民為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”，唐太宗以“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”來比喻君王與百姓的相互依存關(guān)系。傳統(tǒng)民本觀要求為政者親民愛民，體恤百姓，關(guān)心民間疾苦。這啟發(fā)了新時代干部選拔更要以廉為本，汲取并超越傳統(tǒng)民本觀經(jīng)驗，堅持發(fā)展為了人民、發(fā)展依靠人民、發(fā)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，與人民群眾一道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民生福祉。

　　三是謙讓。謙讓，于個體而言，體現(xiàn)的是寬厚謙遜，從容有度；對于群體而言，它是傳統(tǒng)“貴和尚中”智慧的集中反映?？鬃釉?ldquo;君子矜而不爭，群而不黨”，這是謙讓的最高境界。黨員干部應當堅定克己奉公的信念，堅決反對搞團團伙伙，鉆營私利，在工作中應當納諫如流，禮賢下士，不可剛愎自用、爭功諉過。以謙讓之心涵養(yǎng)道德，防微杜漸，方能筑牢廉潔勤政的屏障。

　　四是忠信。忠信為立身之本，“忠”指忠誠盡責、忠于職守，“信”指誠信守諾、言行一致。正如“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”，人只有恪守忠信，才能表里如一，正直不曲，守住底線，不致墮落腐化。于社會而言，忠信關(guān)乎社稷穩(wěn)固。“徙木立信”，所以艱難的變法也能成功；“指鹿為馬”，縱然龐大的基業(yè)毀于一旦。當代干部要培育政治擔當，忠于職守，不改本色，取信于民。

　　五是齊家。家庭美德能反映一個人的真實道德性情，并能從家庭關(guān)系延伸至社會關(guān)系當中。古人遵循修身、齊家、治國的次序性，所以儒家長期倡導的是“入則孝，出則悌，謹而信，泛愛眾，而親仁”的倫理規(guī)范，要求首先健全完整的道德人格，再擴大到經(jīng)世濟民的道德理想。從齊家等最細微處，可以考察其人的私德與家風；黨員干部應當從修養(yǎng)自身出發(fā)，先正其身，后齊其家，再治其政。

　　道德之于個人、之于社會，都具有基礎(chǔ)性意義，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。這就是我們的用人標準為什么是德才兼?zhèn)?、以德為先，因為德是首要、是方向，一個人只有明大德、守公德、嚴私德，其才方能用得其所。傳統(tǒng)德才觀念的轉(zhuǎn)化與運用，需要將古人智慧融入當代干部選拔和反腐倡廉實踐中。要加強道德教育，引導黨員干部明大德、守公德、嚴私德，清清白白做人、干干凈凈做事，做到克己奉公、以儉修身，永葆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。

　　（李東陽 作者系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學協(xié)同研究基地特約研究員）